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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伯讲的故事(石舒清)

来源:《花城》2018年第5期   刊发时间:2018-09-28   作者:石舒清

摄影|Guiot Damien

我的邻居凌振方老伯,生于1925年,山西人,在宁夏生活工作了大半生。老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过抗美援朝,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1949年以来种种运动,所以老人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就显得极富感慨。一墙之隔,老人常常习惯于到我这边来拉拉闲话。我的年龄差不多只有老人一半,经历更是少得可怜。对于喜欢写作的我而言,有这样一位老邻居,自然是难得的幸事。时间长没写东西了,虚度光阴总是不好,闲着也是闲着,且把老人讲过的,与抗美援朝相关的几桩往事,转述在这里吧。

相 亲

1951年元月,在河北晋县一下火车,干部战士的帽徽胸章就换了,换成了志愿军的帽徽胸章,一下子从解放军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家在华北一带的就赶紧给家里写信。我26岁了,离家没回也有6年了。我也立刻写了信给家里,说是要去朝鲜保家卫国了。

那时候大家的思想都很激烈很复杂,抗战多少年,解放战争多少年,一直在打仗,把蒋介石打败了,以为从此就不打仗了,可以回家过日子了。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就有很多家属来部队看自己的孩子。来见一面,送一送。不少家庭都带着羞答答的姑娘同来。是来送给战士们突击定亲结婚的。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回来,不知是生是死,先结婚给家里留下一脉香火吧。那一段部队上的气氛是很特别的,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年轻姑娘,让人领着,这里那里眼巴巴地找自己要找的人,就像匆忙出嫁的大姑娘慌里慌张地找着上轿的地方,就像羊一样叫人牵着,要到集市上去卖掉。每一个来的姑娘,男方的家里都是下了大功夫花了大价钱的,不然人家不来啊,虽说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但是实打实落到自己头上就总是要想一想。结婚也简单,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聚上几天。如果可以说是集体婚礼,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集体婚礼了。当然大家都很低调,都是各结各的婚,先来的先结,后来的后结,互相之间不贺喜,不攀比。对于这一种突击结婚,部队领导不提倡,不干涉,一句话,默认,家属来了就提供吃住,想住就住着,不走也不催。虽说结婚是喜事,但总是有些怪怪的。就像肚子饱着,害怕下一次饿,就再吃一些再吃一些。因为接到信息总有个迟早,路总有个远近,事情总有个方便不方便,所以说虽然都说是结婚,但有的在一起时间长一些,有的只能短一些,还有的两个人在一起就过一个晚上,第二天部队就出发了。这还算好的,还有的,战士已经坐在火车上要走了,家人领着姑娘还在路上。战士常金城,父母双亡,姐姐疼他,领了个姑娘来见他的面,面是见上了,常金城在火车上要走了,姐姐领着姑娘才赶到,就那么一个把一个望一眼,就算是见过了,就算是把亲定了。在姐姐的努力下,姑娘红着脸把一双自己做的鞋垫从车窗里给了常金城,常金城一去没回来,他的最重要的遗物就是那双鞋垫。

说说我吧。我也是入朝前突击结婚的。

家里收到我的信,就火急火忙地拿着我的照片去赵银花家,把我家的一头小牛给了赵家,然后由我叔叔我婶婶领着赵银花,远路风尘到河北晋县来找我了。赵银花一见到我就一直让我看她的背子,就不转过来让我看。我婶婶给她使眼色把眼睛都使烂了。赵银花倒不是看不上我。她后来说她就是有些紧张,不知道她和我到底算是个啥关系。我命大命好,我和赵银花在一起生活了有六十年,不是去年她才走的嘛。赵银花他们今天来,第二天部队就出发去朝鲜,所以我们在一起也就数得来那么点时间,我是连队的司务长,当时我这种人应该是最忙的人,所以赵银花来那天我也不能陪他们,我让他们自己在部队上闲转转,我得去师部领物资。我一天跑了师部两趟。副连长李柏林、指导员张斌听说我结婚,从五里远的地方来看我,却没有等到我,赵银花和他们也没有一句话。在我领物资回来的路上他们碰到了我,问我今天是啥日子,我说是啥日子,不是明天才出发么?他们就都笑起来,说今天是你结婚大喜的日子你乱跑什么,真是个死脑筋。又说我找的老婆是不是个哑巴,问十句不说一句。我说我问人家也不说。李柏林严肃地说,这不行,你要哄着人家说话呢,一句话不说算是结的啥婚?我叔叔婶婶把赵银花领到部队上来,脸上有些挂不住,在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在部队上不是一般的战士,是当官的,又管钱又管粮,怎么能不是官呢?一路给赵银花也灌输的这些话,赵银花后来给我说我婶婶一路说给她的话,一见面才发现没有几句是真的,按婶婶的说法,赵银花只要嫁给我,就可以说是一个官太太了。但是我和赵银花见面结婚,只给了她一双袜子做纪念,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们一行三人返回老家的时候,好在婶婶感冒了,咳嗽得厉害,这倒免得她再说什么。赵银花说她穿着我给她的袜子,心里头倒是热乎乎的。赵家人不错,赵银花回去后不久,就去我家住了,把我的父母当她的父母伺候着,是我多大的福气啊。我在朝鲜给家里写信,总是要在信后面特别写几句给赵银花,这在我们那个地方还是少见的。传统上大家更习惯的是,给长辈的信和给老婆的信不能写在一封信里面,我这样写,就是要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感激,对她的情分,我要让家里知道这个女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和分量。有时候就是为了给赵银花写信我才给家里写信,虽然写给她的字要数起来没几个。

队伍出发前还发生过一些事,就比如有一个叫马玉清的,河北赞皇人,副连长,1945年参军,打仗不怕死,很勇敢,立过大功。他已经结婚了,入朝前,他妈妈带他媳妇来部队住了两天,然后他媳妇走了,他母亲还留着,问他媳妇怎么不住着走了,说家里有事呢。马连长很忙,白天做战士的思想动员工作,晚上还亲自站岗放哨。但是就在部队出发前一天,马玉清不见了,他母亲还去找领导要人,其实一家人唱的双簧戏,马玉清是开小差了。

1951年春,部队从河北晋县上了运煤的火车,保密起见,一周内吃喝拉撒都在火车上。到辽宁宽甸河口下车,晚上就跨过了鸭绿江。白天隐蔽在山沟里,晚上才走大路。一天夜里下雨,我们后勤组和自己的连队失联了,就和几个病号在一个小沟里寻到两间草房,也没有什么照亮,进去一摸炕上有人,我们就随便睡在地上,一觉睡到天大亮,这才发现炕上睡着的是几个死人。

我们在朝鲜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一号招待所

1952年大年之交,朝鲜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三尺厚。我活了快九十岁,碰到那样的大雪,说来也就那一次。世界上除了满眼的白,好像就没有其他的颜色了。打仗啊什么的,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好像仗不用打了,这么大的雪,还怎么打仗啊。雪花很大,有杨树叶子那么大,也密,没有风,就那么直落落地下来,就像天上出了什么事情,住不下去了那样。雪主要是夜里下,天亮不久就住了,雪肯定是下累了,也需要歇缓歇缓。差不多有一周时间,敌人不打一枪一炮,我们也不打一枪一炮,连飞机都不出来。战士们都议论说,敌人叫大雪压死了,飞机翅膀冻硬飞不起来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天早上,接到通知,让我去师部开会。这样的天气,可怎么出行?我带着一个通信员就出发了。雪快到胸部那里了,脚没有办法实踩到地上。通信员个头小,我走在前面,他跟在我后面,有时候被我落下一截,我还要等他,看他就像雪地上出来的一点木头桩子。在这样的雪地上走着,走多久也好像原地没动那样。说是走,其实也可以说是在爬行,两手要像划水那样不停地在雪上划拉着,手比脚还要忙的。十里路,从早晨八点出发到中午十二点,才走了一半不到。照这样走下去,天黑也未必能到,那就坏了,冻死在雪地里都没人知道。干着急没办法。通信员说,凌指导员,我们还是原路回去吧,这么着不敢往前头走。回是不能回去的。雪多的时候,就觉着世界上都是雪,雨多的时候,就觉着世界上都是雨。雪面上有数不清的针尖儿那样大的光,看着是白的,看着又是黄的,又好像还是红的,是红黑的,是黄白的,哗哗哗闪个不停,让人的眼睛刺痛,脑袋涨鼓鼓的。就是要撒尿,下面也不容易掏出来。就算是刚刚走过的地方,雪也会随时塌下来填住。当然走过人的地方再走肯定是方便一些,不然通信员那点小个头根本没办法在这样的雪里面走。他一边走一边吃雪,脸叫雪都糊住了,看他的脸就像受伤被包扎了那样。长话短说,后来我们看到远远的雪面上出现了几个黑点,就像谁远远扔在雪上面的几件棉袄似的。原来是通信兵出来查线,这就好了,我们就朝着他们的方向过去,然后循着他们来时的路走到师部去了,真好运气,天刚刚擦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随便吃了几口,师部管理股的陈股长就让勤务兵先带我们去休息,要求把我们带到一号招待所去。我一听一号招待所,心里动了一下。一号招待所,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可是勤务兵说,一号招待所让大雪埋掉了,去哪里找呢?陈股长严肃地批评了他。我们就每人手拿一根钢钎,沿着山根边走边捅着,找一号招待所,雪到处埋得严实,连山好像也消失了,一捅时才觉得旁边是个山,不捅那么一下,就觉得山看起来也平展展的。夜色下来了,雪上罩了一抹夜影,好像和雪保持着一个距离。勤务兵走在前面,牢骚说,走走走,我不找了,让陈股长自己来找。我说还是我们好好找吧,你去找陈股长,陈股长又一顿批评你。我说就不找一号招待所了,随便找个能遮头蔽身的地方就可以了。正说着,只听扑通一声,就看见勤务兵滑入一个侧坑里去了。我为他担心着,却听到他在里头高兴地喊着说,找到了找到了,原来那就是一号招待所。像一个菜窖。我把洞口的积雪清理一下,里面铺着柴草。勤务兵让我们好好休息。我打量了一下一号招待所,连我的身子都站不直,也就睡两个人的样子,比乡村里看瓜人住的棚子可是差多了。这不是来比阔气搞享受的地方。休息要紧。通信员里边,我外边,枕着军帽,裹紧大衣,我们就睡了。还没有睡实落,外面又传来勤务兵的声音,让我们赶紧出来。这么大的雪,难道有什么情况么?我们戴上帽子赶紧爬上来。外面除了勤务兵,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一看那两个人就是友军。原来是要求我们把一号招待所让出来,让给两个友军住。人在想睡而不得睡的时候,心情往往是不好的。我想我们都已经住好了,这是弄的什么呀。但我毕竟是指导员,很快我的想法就变化过来,我用朝鲜语问候着他们,我说人民军军官好,我说人民军女同志好。两个友军,男的四十岁上下,显得很是干练英武,女的大概二十岁还不到,借着雪光的映照,真是好看,尤其眼神,在你的脸上随便地过一下,就可以给你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两位友军道过谢意,就一前一后下到洞里去了。男的在前面,女的在后面,两手按着膝盖,一眨眼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被雪围裹着的大山在眼前,好像任凭怎么看,也无法一眼把它看尽。

后来我们顺着山根又找到一个小洞,里面没有柴草,把洞口的雪清理掉,我们就睡了。通信员很快就睡着了。我闭着眼睛听着这没有任何声响的夜,好像总是能嗅到一丝香喷喷的什么。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也不知道。一觉醒来,外面又在三三两两地飘着雪花子了。睡着了不觉得冷,醒来才觉得是很冷的。我和通信员就在洞前的雪地上使劲奔跳了一会儿,感觉身子才慢慢地暖和起来。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5期 】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

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编辑: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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