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宁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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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时间:

2018-08-02

   

作者:

郎伟

 

新时期以来宁夏文学的崛起及“宁夏板块”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宁夏文学的两个高潮期

第一个高潮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以张贤亮的横空出世为宁夏文学崛起于中国文坛的显著标志。

当新时期的曙光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朦胧闪烁的时刻,当时还是戴罪之身的张贤亮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新的历史转机即将到来。这位1957年因一首《大风歌》而罹祸,并在漫长的22年的岁月当中始终处于劳教和被管制、被监督状态的落难之人,终于有了重新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机会。1978年,当时还在国营农场做农工的张贤亮开始了“归来者”的重生之路。1979年,张贤亮一口气在《宁夏文艺》杂志上以头条位置连续发表短篇小说4篇,其“井喷式”的创作景观,为宁夏文坛所仅见。现在看来,1979年的张氏创作“井喷”,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热身”。对于饱经人生的沧桑与忧患,并且独具优异的思想和艺术秉赋的张贤亮来说,他对“冲出宁夏,走向全国”有着不小的期待和充足的信心。果然,从1980年到1985年,短短5年间,张贤亮先后发表《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绿化树》《初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质量上乘的小说,除却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是事涉“当前”的“改革小说”,其他各篇皆为反思历史的“沉郁之声”。中国社会的80年代正是一个从灾难的岁月之中走出,并试图在对灾难的回顾和反思中寻找美好明天的年代。张贤亮的深沉反思与尖锐笔墨,与时代的脉动是紧密相连的,与千百万读者的心灵也是息息相通的。时代和读者给予了他真诚的回报:他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和《肖尔布拉克》分别获得1980年度、1983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获得第三届(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张贤亮又创作出富有象征意味的涉“性”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霎时间文坛内外争议四起,“张贤亮现象”成为中国文学一时之景观。实际上,对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宁夏文学而言,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在短短的5年之内,三获国家级小说大奖;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在不长的时间段内能够以集束性的思想深刻、艺术精美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引发如此多的关注和争议。于是,“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评论家阎纲语)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持续和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张贤亮在中国文坛的异军突起,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时期“反思文学”的深度拓展,同时,它也宣告着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有了“声音”,而且,这“声音”竟是如此苍凉激越,不同凡响。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进程,我们发现,张贤亮为当时的中国文坛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些新鲜的文学话语:首先,他以卓越的写实笔墨提供了非常年代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受难者最真实的生活图景和最真实、隐秘的心理感受,他所描写的“饥饿心理学”(《绿化树》)和“性心理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中不仅独特而且深刻;第二,他如实描绘了苦难岁月里知识者和劳动者两组人物形象,在严酷的生存环境的考验中,在知识者与劳动者的彼此对比中,他画出了特殊年代知识者原始本真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状态;第三,他以西部人的目光呈现了黄土地上的特殊人文景观,他对宁夏平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情的艺术描写,不仅具有风俗画意义,更具有高品位的审美价值。

宁夏文学的第二个高潮期出现于新世纪前后,以“宁夏青年作家群”在中国文坛的异军突起为标志。

1994年,在几乎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石舒清以小说集《苦土》入选当年度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6年,陈继明以短篇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而受到著名评论家雷达的激赏,称之为“一个罕见的好短篇”,“堪称是研究当前社会心理,或者说研究最近期的‘集体无意识’的佳作”;同年,青年作家马宇桢又以小说集《季节深处》入选1996年度的“21世纪文学之星”。此后,青年作家陈继明、张学东、了一容的小说集《寂静与芬芳》《跪乳时期的羊》《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分别于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三次入选该丛书。从1994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首次遴选出版到2006年,十二年时间,宁夏共有5位青年小说家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其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坛亦属罕见。2000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小说选刊》杂志社与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宁夏青年作家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作品讨论会,正式向外界推出“宁夏三棵树”。2001年,石舒清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获第二届(1997-2000年)鲁迅文学奖,这是继张贤亮之后,第二位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宁夏作家。2002年5月,《中国作家》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文艺报》社与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宁夏青年作家小说作品研讨会”,再一次向外界推出漠月、季栋梁、张学东(又称“新三棵树”)等新锐作家。2007年11月,郭文斌又以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得第四届(2004年-2006年)鲁迅文学奖。几乎在同时,金瓯,石舒清、了一容、李进祥、马金莲分别以中短篇小说集《鸡蛋的眼泪》《伏天》《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换水》《长河》获得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应该说,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以中短篇小说写作见长的“宁夏青年作家群”已经全面崛起,宁夏文学界孜孜以求的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期轰然来到。

当代宁夏文学的独特魅力——以宁夏短篇小说创作为例

从新时期的开启到中国社会迈入新时代,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四十年间,当代宁夏的文学创作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宁夏文学“窗口”之一的短篇小说创作也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文学业绩。令人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四十年来,由于几代作家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宁夏的短篇小说在全国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中国文坛公认的西部短篇小说创作的重镇。宁夏的短篇小说受读者激赏、被文坛肯定,是因为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独具思想和文化魅力,富有区别于其他省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特色之一: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辨识度很高的乡土性和地方性。

新时期以来,就全国文坛而言,写作乡土小说的作家成千上万,其中的短篇小说名家亦不在少数,为什么宁夏的短篇小说作家在相当长的时段之内,能够居于全国第一集团的位置?我以为,宁夏乡土小说之所以能够在国内浩如烟海的乡土小说中成为易于识别的“舟船”,就在于宁夏作家一直在提供优秀的短篇小说所应该具有的两种气质:比较尖锐、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气质。

宁夏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居于交通和信息不甚通畅的西北边远之地,学历也不能算很高,按照逻辑的推想,他们的小说作品是不会具有“发现问题”的思想气质的,然而,异常复杂的历史风云和身历的现实生活,以及对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感知与深度理解教会了他们,使他们锻造了一双双透视人生和人性的锐利的眼睛,由这双锐利之眼,他们在小说中描绘了别人未曾意识到的人生风景,又在熟悉的人生风景中发现了别人未能发现的生活和人性奥秘。

宁夏不仅是一个具有漫长的农牧史的地区,更是一个多民族文化长期混合交融、和谐共生的所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底色,反映在宁夏短篇小说的创作当中,便是作家们会不自觉地在作品当中细致描绘民族民间的风土人情,将地域的民族的精神生活内涵审美性呈现,从而形成氤氲于宁夏短篇小说之中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情调。

特色之二: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一直饱含深厚的人文性。

从新时期早期开始,宁夏作家创作的小说当中就充溢着浓厚的人文性。这种人文性首先体现为写作者对于故乡的爱恋和对于生我养我的土地的深情,由于情动于衷,所以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始终是具有饱满的情感性的。评论家申霞艳意识到了宁夏作家创作中的“情感饱满性”问题,她在《马金莲:以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一文中认为:当许多中国作家在写作小说时,“既没有叙事的合理性,又没有动人的情感”,“马金莲的写作让人振奋,因为她的叙述世界中央始终站着一个有血有肉,有痛有爱的坚韧的作家。她没有在叙事面前隐匿,她没有在残酷的真相面前转身离去。她的泪水、忍受和承担是那样真实地横亘在文本内部。她勇敢地迎接生活的苦难、变化乃至无常,她吞下这一切并将之转化为写作的营养。”如果读者们熟知马金莲的创作,显然会由衷地感到申霞艳对马金莲小说创作的解读是妥帖而精当的。我的见解是,申霞艳的这一解读同样适合于深情创作的宁夏其他小说家。

宁夏短篇小说深厚的人文性还体现为创作家在作品当中对古老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的人类精神价值的赞美与高扬。

宁夏短篇小说所拥有的深厚人文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对人的生命(包括动物生命)的尊重与理解,对人的力量的正面肯定,对人的不幸命运的关注、同情和怜悯。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版图当中“宁夏板块”的意义

“宁夏板块”的崛起,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应当说显现了它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这是一个与广阔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乡村血脉相连的创作团体,是一个带着“土气息、泥滋味”的创作团体,在一派欲望化和浅斟低唱的文学表述中,宁夏几代作家的创作与西部其他扎根于民族本土写作的作家们一道,代表着中国土地上的另一种真实的声音和色彩;

第二,“宁夏作家群”的全面崛起和被中国文坛所肯定,表明扎根于中国土地和“中国经验”,坚定不移地学习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传统和伟大的五四文学精神,走文学的民族化之路,同样可以创作出当代文学的杰作。那种鄙视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唯“新”、唯“洋”是举的文学观念,对于广阔而多元的当代文学创作实践而言,显然是浅薄的和有害的。

第三,“宁夏作家群”的崛起过程,证明在经济落后、现代教育和文化还不太发达的西部地区,文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是可以走在前面一枝独秀的。“宁夏作家群”的成长成熟过程,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的生成和运作提供了另一种个案和另一种方式(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均衡,文学生成与运作的方式本来就应该是多样的),也为党更好地领导文艺提供了新鲜的可借鉴的成功经验。